战国时期的魏国为何选择迁都大梁 魏国这是在害怕秦国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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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资料图】

魏惠王将国都从安邑迁到大梁并不全是因为秦国，更谈不上害怕，更多是为了便于统治魏国的东部地区，同时加强对东方诸侯的控制，从而维持和巩固魏国的中原霸主地位。

毕竟魏国旧都安邑在魏国西部，距离东部和中原地区的中心较远，并且从安邑通往东部多山林丘壑，道路崎岖，交通极为不便，因此不利于魏国对东部地区的统治，魏国也不便于控制东方诸侯。

其次魏国的上党地区若是被韩国或是赵国攻占，魏国的西部和东部之间的联系就会被切断，而旧都安邑(今山西省运城市夏县一带)也会处于秦、韩、赵三国包围之中，魏国将会陷入被动不利的形势，因此到了战国中后期，安邑已经不再适合做魏国的国都。

于是在公元前364年夏，魏惠王将都城从魏国西部的安邑，迁到了靠近中原中心的东部大梁城，魏国也因此被称为“梁国”。

魏国迁都时间是关键之处

至于魏国迁都是不是因为害怕秦国，关键之处在于魏国的迁都时间。原因是魏国具体的迁都时间在史料记载中存在争议，而不同的迁都时间，结果也会不同。

如果魏国是在强盛时期迁都，那么就不是因害怕秦国而迁都，毕竟魏国是战国初期的中原霸主，而秦国不过是偏安西北一隅的老弱小国。若是魏国在经历桂陵、马陵之战后，实力从根本上受到削弱，那么迁都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躲避强秦之锋芒。

因为那时秦国已经完成了商鞅变法，经济和军事都得到了发展和增强，并且国力日益增强，因此具体的迁都时间成为魏国是否因害怕秦国而迁都的关键之处。

魏国迁都时间

关于魏国迁都有两个不同的时间节点，在《史记》中记载，魏国是在魏惠王三十一年(公元前339年)迁都。这时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已经结束，秦、赵、齐三国又联合攻打魏国，魏国不敌，多次战败，因国都安邑和秦国靠近，魏惠王为了避强秦之锋芒，于是将国都迁到了魏国东部地区的大梁城。

《史记》记载：“惠王三十一年，秦、赵、齐共伐我，安邑近秦，于是徙治大梁。”

不过在《竹节纪年》中记载，魏惠王是在公元前364年(周显王四年)夏四月初三迁都到东部大梁(今河南开封)。

两个迁都时间相差了25年，在此期间，魏国先后经历了桂陵(公元前353年)和马陵之战(公元前341年)，魏武卒精锐几乎损失殆尽，军事实力受到很大程度削弱，短期内难以恢复。周边的诸侯也不会再给魏国重新崛起的机会，魏国从此一蹶不振，从头号强国沦为二流国家，失去了中原霸主地位。

按照《史记》中记载，魏国迁都主要是为了躲避秦国锋芒。那么魏惠王为何会害怕秦国呢?一是魏国实力受到削弱，二是秦国经过商鞅变法，富国强兵，不再是春秋末期的“老弱小国”。在此消彼长之下，衰落的魏国不得不忌惮逐渐强大起来的秦国。

秦国是在公元前359年颁布《垦草令》，作为全面变法的序幕。实行三年后，初见成效，秦孝公便任命商鞅为左庶长，在秦国国内正式实行第一次变法改革，此次变法中颁布了按军功赏赐爵位的“军功爵制”，并重农抑商，提高生产，强制分居，推行个体小家庭制度，为此增加了赋税和兵役来源，秦国因此实现了初步富足，军队战斗力也开始不断加强。

《史记》记载：“孝公八年，与魏战元里，有功。十年，卫鞅为大良造，将兵，围魏安邑，降之。”

经过第一次商鞅变法后，秦孝公便跃跃欲试，想要收复河西失地。在公元前354年，赵国进攻魏国的附属国卫国，魏国出兵救援，大败赵军，进而又围攻赵都邯郸，秦孝公便趁魏国国内空虚之际，出兵偷袭魏国，攻打魏河西长城重要据点元里，大败魏军，攻占了魏国少梁城。

次年，赵国向齐国求救，齐王就命田忌、孙膑率军援救，发生了“桂陵之战”。孙膑也认为魏国国内空虚，于是采取“围魏救赵”的战法，兵分两路，一路围攻魏都大梁城，另一路齐军埋伏在魏将庞涓救援大梁的必经之路桂陵进行伏袭，结果魏军大败，主将庞涓也被齐军生擒。

秦孝公便又趁魏国国内空虚之机，任命商鞅为大良造，再次进攻魏国，直接攻占了魏国旧都安邑，之后又包围了固阳。不过秦国却忽视了魏国还是天下第一强国的事实，虽然秦国经历第一次商鞅变法后，国力有所提升，但军力与魏国还是有差距的。

在桂陵之战失败后，魏国经过半年的准备，与韩国军队组成联军在襄陵击败齐、宋、卫三国联军，打赢了“襄陵之战”，齐国一看苗头不对，就赶紧和魏国讲和。魏国通过此战挽回了桂陵之战的败局，维持了中原霸权。

接着魏惠王陆续与东方诸侯讲和结盟后，就调集军队向秦国发起了反击，直接夺回了安邑，并包围了固阳，这时秦国正准备进行第二次变法改革，秦孝公被迫在彤地讲和，归还之前所得魏地。

以此可见，魏国经历桂陵之战大败后，依然可以击败齐国，仍然是当时天下的头号强国，中原霸主。经历第一次商鞅变法的秦国虽然国力有所提升，但还不是魏国的对手，因此被腾出手来的魏国击败，被迫归还了攻占的所有魏地。

《史记》记载：“三十一年，秦、赵、齐共伐我，秦将商君诈我将军公子卬而袭夺其军，破之。秦用商君，东地至河，而齐、赵数破我，安邑近秦，于是徙治大梁。”

直到经历马陵之战大败，魏国大部分魏武卒精锐损失殆尽，导致元气大伤，魏国才失去了中原霸主地位，沦为二流强国。此时秦国第二次商鞅变法也已完成，秦孝公便趁魏国实力尚未恢复之机，大举攻魏，商鞅也因功被封商君，同时齐国和赵国也加强了对魏国的进攻。

《史记》记载：“魏惠王兵数破于齐秦，国内空，日以削，恐，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于秦以和。而魏遂去安邑，徙都大梁。”

之后也就有了《史记》记载魏惠王三十一年迁都的一幕：魏国经历桂陵、马陵之战大败后，实力被削弱，之后魏国军队又多次被秦、齐、赵等国击败，导致国内空虚，日渐消弱，魏惠王开始害怕，被迫割让河西地区部分土地向秦国讲和，并离开旧都安邑，迁都到魏国东部大梁。

魏国真的是因为害怕秦国才迁都吗?

这样来看，魏惠王确实是因为害怕秦国才迁都。不过其中却有很多疑点：

如果安邑是魏国的国都，秦孝公为何能轻而易举就能攻占了魏国都城安邑?

如果大梁不是魏国都城，为何在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时，齐军两次进攻大梁，魏军都要撤军救援?

如果安邑是魏国都城，为何秦军攻打安邑时，围攻赵都邯郸的魏军不撤军救援国都?

如果安邑是魏国都城，为何秦军攻占安邑后，没有俘虏了魏惠王?

如果安邑是魏国都城，为何秦军和齐军进攻魏国时，魏军撤兵回国救援的是大梁，而不是安邑?

关于这些疑问，其实只需将安邑和大梁的“位置”互换一下就都能解释：在秦孝公进攻魏国之前，魏惠王已经迁都大梁，因此齐军两次攻打大梁时，魏军都撤军回国救援，而安邑只不是魏国的旧都而已，因此并没有太多守军，才会被秦军攻占。

如果安邑是当时魏国的都城，魏惠王又怎么会坐视国都被秦军攻占，自己沦为秦国的阶下囚呢!虽然魏国在桂陵大败，但魏国仍然是当时的头号军事强国，“襄陵之战”就是例子，当时的秦国还不是魏国的对手。

《史记》记载：“今梁赵相攻，轻兵锐卒必竭于外，老弱罢于内。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，据其街路，冲其方虚，彼必释赵而自救。魏果去邯郸，与齐战于桂陵，大破梁军。后十三岁，魏与赵攻韩，韩告急于齐。齐使田忌将而往，直走大梁。魏将庞涓闻之，去韩而归。”

另外在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中记载，孙膑在桂陵、马陵之战中，两次采用“围魏救赵”战法进攻魏都大梁城，在外出征的庞涓才撤军回国救援。因此《史记》中记载魏惠王三十一年(公元前339年)迁都大梁的时间并不可靠，《竹节纪年》中的记载才符合，魏惠王应该是即位六年时(公元前364年)迁都大梁的。

这时秦国处于秦献公执政时期，虽然经过秦献公的一系列改革，秦国改变了不断衰落的现状，但距离中原霸主魏国还有很大的距离。而给秦国变法改革的商鞅还在魏国相国公叔座府中担任中庶子，魏国还是当时天下头号军事强国，因此魏国迁都并不是因为惧怕秦国，更多是是为了战略需要。

结语：

在战国前期，魏国领土主要在河东(今山西西南部)、河内(今河南北部、中部)一带，因此安邑成为魏国的早期都城。魏文侯时期任用李悝变法，魏国首先成为战国初年最强盛的国家，后来随着魏国不断开疆拓土，主要疆域变为河南地区(魏武侯时占有了大梁地区)，而安邑地处河东，不利于控制东方诸侯，稳固魏国霸业。

在魏惠王时期，魏国把齐国当作主要对手，魏惠王将国都从西部的安邑迁到了东部的大梁，虽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秦国，但更多是为了便于加强控制东方诸侯，以抵消齐国在淮、泗诸侯(比如宋国、鲁国都是泗上十二诸侯)中的影响，继续向东扩张压制齐国，从而巩固魏国中原霸主的地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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