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元1368年,草根出身的义军领袖朱元璋在应天府登基称帝,改国号大明,年号洪武。从社会最低层的流浪娃到君临天下的一代雄主,朱元璋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,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励志的传奇。
天下初定后,回想起昔日卑微的经历,皇权在握的朱元璋有着神经质般的警惕。为了掩饰自卑心理,朱元璋不惜采用铁血手腕维护自己那脆弱的自尊,由此在洪武年间的朝堂上演了一幕幕血淋淋的惨剧。
一、敏感皇帝
朱元璋早年在皇觉寺当过3年和尚,期间还屡次受到住持的训斥,这成了他心中难以磨灭的痛。为此,他对“光、秃、僧、亮”之类的字眼相当敏感,如果有人不小心犯讳惹怒了他,后果会很严重。
杭州的徐一夔本是元末的翰林院官,时逢乱世便辞官归隐。朱元璋创建大明后,诏令他出山续修《元史》,或许是新上任老板的器重,再度激发了徐一夔的工作热情,完成任务后,他不失时机地上了一道奏表,以倾诉对朱老板的仰慕之情。当奏表出现在朱元璋的眼前时,其中的一句话让他顿时面色凝重起来。
“光天之下,天生圣人,为世作则。”,这媚俗的彩虹屁令朱元璋大怒:“生者僧也,光者无发也,淮西方言将‘则’念‘则’,这岂不是讽刺我做过和尚当过反贼?”一念之间,徐一夔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身首异处。
即便是自家亲戚,也得为自己的不小心犯讳付出代价。
宁妃的哥哥郭德成生性豁达,一次与朱元璋饮酒至深夜,耳酣面热之际,朱元璋看着这位留着地中海发型的大舅哥,取笑道:“醉汉秃成这样,莫不是酒喝多了?”,郭德成借着酒性笑道:“就这我还嫌多哩,剃光了才痛快!”。第二天酒醒后,郭德成越想越后怕,话已出口再解释也无济于事,只得剃光了头发称病不出。朱元璋探知后只得悻悻作罢。
不仅如此,就连百姓取名,也不能用“天、国、君、臣、圣”之类的字眼。鉴于敏感词太多。礼部官员战战兢兢地写了份奏章,恳求皇上规定哪些字词不能用,以保全臣民性命。然而就在众多官员如履薄冰时,一个七品小官却胆敢逆龙鳞,当众怒怼天子!
二、一根筋御史
且说朱元璋在宫中待得烦闷,就让太监去南京城外找个戏班子到宫里活跃下气氛。戏班的主角全是女子,在当时属于贱民阶层,若不是为皇上表演节目,无论如何她们都不可能进宫。如今有了这样的机会,一众人在太监的引领下,匆匆过了午门往内殿赶去。
到了奉天门,他们被巡城御史周观政挡住了去路。领路的太监怒喝道:“我奉旨领人入宫,你小小的御史岂敢阻拦?”,周观政不依不饶地搬出内宫制度:女乐这类贱籍,不得进入皇宫这样高贵神圣的地方。双方僵持不下,太监只得将戏班留在门外,自己入宫向朱元璋禀报。
听完太监的汇报,朱元璋只得传旨取消戏班演出,并对周观政的工作予以肯定。以他的秉性,事情闹到这个地步,已经算给足了对方面子,然而这个周观政却是个一根筋的角色,坚持不肯放戏班出宫。
在周观政看来,自己身为御史,向皇上提意见是职责所在。如今皇上召集戏班意欲何为?这事皇上不说清楚,就不能放人!无奈之下,朱元璋只得亲自向周观政解释:“宫中音乐废缺,欲使内家肄习耳。”,最后他不得不低头认错:“朕已悔之,御史言是也!”
贵为九五之尊的朱元璋,为何会对一个小小的御史认怂?这还得从他赋予言官的职权说起。
言官制度古已有之,但经过朱元璋的改革,明朝言官的职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大,上到规谏皇帝、下到巡视吏制、体察民情,都属于言官的工作范围。而周观政所担任的御史一职,正是朱元璋精心打造的监察系统的代表。
如果就此以为朱元璋好糊弄,那就大错特错了。
三、磨洋工者死
自幼贫寒的朱元璋,深受元末官员贪腐之害。创建明朝后,他发动了有史以来最严苛的反贪运动,命人编制了《大诰》,对惩治贪腐作出了详细的规定,其中最硬核的一条:“为惜民命,犯官吏贪赃满六十两者,一律处死,绝不宽待。”
除此之外,朱元璋对处理贪官的方式上也费尽了心思。为了震慑官员,他亲自制定了一系列极尽血腥的酷刑:剥皮楦草、挑筋、断指、断手、挖膝盖骨等等。
其中最恐怖的当属剥皮楦草:将贪腐者当众剥皮后,在皮囊内填充稻草和石灰,立在继任者的堂衙前作以警示。此法一出,大小官员闻风丧胆。这阵反腐风暴一直贯穿整个洪武朝,朱元璋当政31年,杀死贪官污吏多达15万,其中不乏开国元勋朱亮祖、驸马欧阳伦这样的亲贵。就连常遇春的妻弟蓝玉,既是儿子朱椿的岳父,又是功勋卓著的宿将,也不免被剥皮楦草的下场。
和户部主事赵乾相比,这些贪腐大鳄死得倒是不冤。仅仅因为磨洋工,可怜的赵乾就身首异处,用生命向同行们揭示了朱元璋的底线——赈灾不力,必死无疑。在关系到民生问题时,即便是举无轻重的小问题,在朱元璋看来都是够砍一万次脑袋的恶行。
洪武二十三年十月,湖北发生洪灾,心急如焚的朱元璋命户部主事赵乾赈灾,赵乾从南京出发,一路欣赏沿途风光,两个月后才抵达灾区,又磨磨蹭蹭了三个月,第二年五月才将赈灾粮款发放完毕。事后朱元璋追究下来,户部上下都为赵乾开脱:赵主事虽然效率不高,但未贪污半厘赈灾款,而且活也干完了,以前元朝官场风气就是如此,人家还吃拿卡要哩!换言之,赵主事已经算得上业界良心了。
雷厉风行的朱元璋哪里受得了这个?一怒之下拟道圣旨:视民死而不救,罪不容诛——不管百姓死活,杀头都不解恨。随后,主事赵乾被斩首,所有为他开脱的同僚,一律拉出去打一顿板子。
赵乾用鲜血书写了新的记录,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因赈灾不力被砍头的官员。赵乾的死让官员们都懵了,磨洋工在官场上早有先例,怎么到朱老板这里就得掉脑袋?
唐宪宗年间,官员潘孟阳奉命前往江淮赈灾,带着三四百人沿途寻欢作乐,而且还收受贿赂,唐宪宗得知后龙颜大怒,这么恶劣的行为也过官降一级了事。如果他的老板是朱元璋,凌迟之刑怕是难免了。
四、赈灾成效
遇到朱元璋这么接地气的皇帝,赈灾不力成了洪武年间官场的高压线。犯讳者、劝谏者未必会死,但若是消极赈灾,肯定会死得很难看。
即位之初,重视农业生产的朱元璋就下令,凡是百姓提出与水利相关的建议,不论是否可行,地方官吏都必须上报朝廷,待研究后再作决定,若是隐瞒不报者严惩不贷。
除此之外,朱元璋还详细地地将赈灾的程序编制成律法条例。比如洪武二十六年就有这样的规定:凡是遭遇水旱灾情,所在的灾区官吏必须将实情汇编成册,逐级转交到户部。户部立案后,派遣专业人员前方灾区核实,甚至连灾民的姓名、年龄,赋税等数据都一五一十的登记成册,再逐级上报,与地方上报的数据吻合后,再执行赈灾款的发放流程 如此一来,朝廷便对灾情了如指掌,赈灾款的发放也能精准地落实到灾民手中。
正是这类对消极赈灾的零容忍政策,洪武年间的农业恢复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。有研究数据显示:洪武二十四年(1391年),全国耕地面积比洪武元年(1368年)增加了一倍多,由此也带来了国库的充盈和人口的增长。
洪武二十六年(1393年),全国的税粮比洪武十八(1385年)年增长了三成还多,是元末的两倍,到了洪武二十八年(1395年),朝廷收到各地州府上报的奏章,纷纷抱怨粮仓太小,存粮够用好几年,以致于有的粮食都发酸变质了。
元朝鼎盛时期的人口大约是5300多万人,不到三十年,朱元璋就将因战乱凋敝的人口增加到6000多万,而这正是粮食增产带来的最显著的变化。如今的诸多大中型城市,如开封、太原、西安、扬州等地,都是基于洪武年间的人口增长而升级的。
正是基于朱元璋对官员赈灾的零容忍,蓬勃的大明王朝如一轮红日,在元末乱世的废墟中冉冉升起。随后便有了永乐盛世,仁宣之治,便有了熠熠生辉的大明风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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